郭沫若纪念馆已经度过了不平常的十年，在首都“文博”系统中，它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工作，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形象和应有的位置。这是值得庆贺的。但是，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名人博物馆的挑战和当代社会文化思潮的冲击，历史将严峻地考验它存在的价值；而且，进入21世纪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们对于文化名人的历史检验度和价值认同，也将会更加趋于苛刻和严格。这种历史的必然性，都会对从事宣传和研究郭沫若文化事业的人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。
实际上，名人博物馆也存在“优胜劣汰”的问题。所谓“优”，一是名人自身被社会认可的程度；二是我们从事宣传和研究工作尽力的程度。名人的历史地位是名人自身塑造的形象，是已经确定了的，我们无法改变他。但是名人的形象，如果不辅助于宣传和研究，也很难取得它应有的社会效应。因此，这后者，将是我们今天应该认真讨论的课题。
纪念馆是多项文化成果的综合。从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成立以来，我们做了许多筚路蓝缕的工作，使今天的纪念馆初具规模，但是比起有四十多年历史的“鲁迅博物馆”来说，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。
第一是《郭沫若全集》的编纂工作。许多读者批评《全集》不全，是有一定道理的。我不认为《全集》编至38卷即告结束，可以画一个句号。除了郭沫若的翻译著作以外，也还有大量的散见于报刊的集外佚文，以及书信、日记有待于整理出版。这将是一项繁复的、艰难的工程，也将有助于后人全面、客观地了解和研究郭沫若的工程。郭沫若的生命跨度很长，完整的、名符其实的《全集》，对于后人研究20世纪社会思潮、文化思潮和人文科学现象，都会是大有裨益的。
第二是文物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。我们不仅要广泛征集郭沫若的文物资料，而且要注意搜集与郭沫若关系密切的包括宗白华、田汉、郁达夫、李一氓、阳翰笙、夏衍乃至周恩来、潘汉年、廖承志等人的有关资料。我认为，搜集资料，应取历史的、科学的态度，不能以主观的好恶进行选择，包括对待张琼华、郭安娜、于立群三位夫人的历史资料，我们都应该尽力去挖掘和搜集，保存其历史真实的面貌。文物资料的全方位的、客观的搜集整理，将有助于我们了解郭沫若在20世纪三分之一时间里走过的足迹；他的光辉业绩，他的时代局限，也将更充分地得到展示。
第三是郭沫若研究工作。从中国郭沫若研究会成立十五周年以来，学者们已经奉献了许多颇有建树的研究成果，并形成了近400人的科研队伍。但是，应该承认，进入九十年代以后，包括郭沫若研究在内，已经处于低迷状态。这不仅因为受着商业大潮的冲击，也还由于我们自身的学科建设和思维模式上存在着一些问题。例如，研究队伍的老化问题。我们现在缺少一支由中、青年学者组成的骨干队伍和学科带头人。年龄的老化难免造成思想的老化。我有一个想法，一是今年即将改选的研究会理事，多吸收中、青年学者，给研究会增添新鲜的生命的活力，二是坚持办好《郭沫若研究》丛刊，改变丛刊旧有的格式，多给中、青年学者提供发表议论的阵地，活跃学术空气。
我认为，在郭沫若研究中，就文学研究来说，转变思想观念，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。长期以来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一些学者的研究，还停留在叙述郭沫若，而没有能够和郭沫若对话；还停留在其思想、著述的平面的研究，而没有渗透到各个领域，把他当作一个“人”——平凡而伟大的人的立体的研究；还停留在狭窄的文学研究范围内，而没有把它放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上从哲学的角度切入研究。倘若今后能改变这种现状，我相信将会丰富郭沫若研究，取得新的突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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